黑云压顶,大雨滂沱。
8月22日傍晚,当河源考察队的队员们刚刚完成对黄河源区卡日曲的多要素样本采集工作准备返程时,黄河源区多变的气象特点展现出其威力。天地之间,剧烈的闪电撕裂云层,隆隆雷声震人心魄,雨点扎扎实实砸在车顶、车窗上,加之河源地区的空旷和人烟稀少,尽管大家是团队作战,但还是让人心中有些隐隐担忧。
高原行车,本就艰难,又遇大雨倾泻,道路行车更是艰辛。当晚,抵达目的地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城,已是23时,辛劳一天的队员本想尽快休息,但是在办理入住手续时又遇到停电。
这样的情况在田世民看来司空见惯。作为黄科院江河治理试验中心的副主任,他从2015年开始,已经连续6年参加黄科院的河源科考活动。他告诉记者,由于河源地区地广人稀,经济条件相对落后,晚上十一二时住下都是家常便饭。2016年7月,在与北京大学联合开展的河源考察中,也是在黄河支流进行采样,一直到晚上9时才结束,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行程,等赶到住地安顿下来已是凌晨3时。
这是记者第一次随考察队进行现场报道,两天下来,切身感受到,虽然今天入住的地方没有热水、没有电,但这已是此次河源科考活动启动以来最好的住宿条件了。
20日晚,考察队结束一天行程住在了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雪山乡。说是乡政府所在地,但只有一家招待所,几张床位,根本无法满足科考队的要求。多数队员就住在藏族老乡家里,睡“大通铺”,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甚至是两个人挤一张床,晚上起夜还结伴到几百米外的公共厕所。21日,由于行程安排紧凑,并且深入河源腹地进行科考,当考察队完成一天的采样,只能入住河源区鄂陵湖旁一家“宾馆”。名为“宾馆”,其实只是当地的一所寺庙,即便如此也只有5个房间10张床,更多的队员还是要住在当地老乡家。如果说前一天睡的是“大通铺”,那这一晚就是“大车店”了,很多队员都是带着一天的疲惫和衣而眠。
9天河源科考,行程辗转2000余千米,战线长、时间紧、任务重,加之河源地区本就人烟稀少,吃饭问题就成了一个不能不考虑的“大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考察队在出发时就准备了一辆皮卡车,拉上做饭用的炊具、食材。人走到哪儿,饭就做到哪儿。这并没有我们平时休息时与家人偶尔为之的野餐式浪漫,更多的是风餐露宿的艰辛。
河源地区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气压低,做饭时,虽然表面上水是“翻滚”的,但水温只有70摄氏度~80摄氏度,饭是“做不熟”“做不透”的。现在在高原,虽然做饭用上了高压锅,但煮出来的东西并没有那么美味,更多时候是难以下咽。上一顿在街边小馆里吃不完的剩菜带在路上,此时都成了最好的佐餐,往往一碗浓稠的小米粥就成了大家慰藉肠胃的最爱。
21日晚餐时间,其他课题小组的成员陆续返回驻地,同行的司机兼厨师也已做好面条,唯独不见黄科院的几名队员。原来,他们是到距离驻地最远的黄河支流多曲、勒那曲进行数据采样,没能及时赶回来,等他们回来已是晚上8时多。多次参加河源考察的王弯弯来自黄科院,也是队里为数不多的女同志,她告诉记者,这次科考还能吃上一口热饭就已经很不错了,更多时候,野外作业连喝上一口热水都难,到了饭点就啃两口面包,喝点凉牛奶、矿泉水。
如果说这其中的住宿难、吃饭难还可以克服的话,那“高原反应”所带来的身体不适和生理反应则是许多科考队员最痛苦的经历和梦魇。
众所周知,由于高海拔地区空气相对稀薄,从平原进入高海拔地区后,人的肌体会出现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心慌气短、胸闷等高原性缺氧反应。
如果你第一次去高原,有经验的人一定会告诉你,到了高原“说话要慢、行动要缓”。但是我们的考察队员到高原是要开展工作的,繁重的现场采样工作、沉重的设备仪器都成了考验队员的一道道难题。
在这次河源科考采样中,有一种设备叫做“便携式水质监测仪”,有十几斤重。一般情况下,一个成年人手里拎着并不算什么,但在海拔4000多米的河源,来自黄科院的“90后”小伙梁帅每天拎着它爬高上低,却感觉有“千斤重”。他告诉记者,每每将设备从车上拿到河边,尽管只有百十米甚至更短的距离,但总是会感到气喘、胸闷,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
采访中,许多队员经常和记者讲,前一晚上又起来“看星星”,以及星星有多美丽。这并不是他们有多浪漫,而是他们因为高原反应而失眠,无法入睡。
22日晚上,已经多次到河源地区进行科考活动的田世民出现了高原反应,头疼难忍。但是第二天一早他又准时随队出发,也许正像他说的那样,有些事情尽管难以忍受,但是你必须去克服。
采访手记:
这是记者第一次随考察队到黄河源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出发前,热心同事已经向我“普及”过高原采访的注意事项,说得最多的就是住宿、吃饭和“高反”这“三难”,虽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其艰辛所触动。每一项工作都需要一些特定的人去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基础科学的研究和技术的强力支撑,向科研工作者致敬。(乔地 蒲飞)